邹农俭：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教授，博士研究生导师，江苏省城镇化研究会会长
历史缘 南大情
邹农俭
我的老家在今天的无锡市新吴区硕放街道，四十年之前为无锡县硕放人民公社，纯粹的农村地区，1979年参加高考，填高考志愿时，既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，也找不到熟悉大学专业情况的人咨询，就懵里懵懂地填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专业，不久就收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同年9年份，从老家第一次到南京上学。前几年卖房子，还找到了当年邮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。
在南京大学学习了四年，1983年7月按时毕业，毕业后分配到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，7月份去报到，省社科院人事处的经办同志说，现在暑期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分到哪个研究所由领导来定，到8月底来上班。当时省社会科学院和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署办公，一个党组，所以我既可以分到社科院，也可能分到社科联。8月底上班后，社科院将我分到社会学研究所，那个时候，社会学一词还很少听说，也不清楚是做什么的，我听了后一头雾水，弄不清一个读历史的人怎么分到社会学研究所。事后才知道，那个时候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正遵中央指示，担任恢复、重建社会学的重任。后来看到资料，邓小平指示，像政治学、社会学要尽快恢复，于是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，要费孝通扛起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大旗。费孝通三十年代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，读的是人类学、社会学，博士学位论文：《江村经济----中国农民的生活》，完全是社会学的作品，费回国后，从事人类学、社会学的教学、研究工作，五十年代，中国大陆取消了社会学学科，到了八十年代初，要恢复重建，恢复重建从哪里开始？从实证考察中国社会、回应时代关切做起，费于八十年代初，选择”江苏小城镇研究“作为恢复中国社会学的切入点。做这项研究，要组织队伍，组建课题组，但找不到社会学的专业人才，我在南大历史系读书时，毕业论文写了篇《明清太湖地区市镇经济初探》，历史系吕作燮老师是论文指导老师，除了在学校图书馆找资料外，（学校图书馆古籍部即今天的学校档案馆，在古籍部找资料多了，熟悉了当时历史系罗伦老师的爱人蒋老师）吕老师专门写了介绍信，叫我到嘉兴、上海图书馆等地找地方志资料、碑刻资料，吕老师还多次指导我修改论文，他在世时我与范金民同学还去过他在云南路的家。论文由三个部分组成：明清时期太湖流域市镇大量兴起的历史前提；市镇的形成及其类型；市镇的地位和作用。省社科院的领导在档案中看到了这个材料，于是就将我分配到新组建的社会学研究所，配合费孝通先生主持的”江苏小城镇研究“工作。时间到了9月份，费孝通来南京参加由他倡导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学术讨论会，这是全国第一次以小城镇为专题的学术讨论会，在会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了费孝通先生，当时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名誉所长，后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老先生和蔼可亲，与我这个小年轻合影。也就是在这次会上，费孝通作了著名的《小城镇大问题》报告，会后，他将报告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.耀邦，胡.耀邦阅后作了长篇批示，大意是说，对于小城镇，我们党内多数同志不熟悉，现在专家写了调查报告，要好好研究这个问题。这次会议之后，要出会议论文集，但对小城镇研究的成果非常少，于是省社科院的领导将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推荐给了费孝通，他看了以后，写了他的意见，“推荐入集”，还将我找去谈话，他说，明清时期苏松杭嘉湖地区的小城镇相当繁荣，后来衰落了，要将这个历史脉络理清楚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参加费孝通先生主持的“六五”期间国家重点课题：“江苏小城镇研究”和“七五”期间国家重点课题：“城乡关系研究”，跟随他调查研究十余年，在调研的路上、在饭桌上一起讨论问题，早上常常陪他散步，陪他考察农贸市场。应当说他非常喜欢我，常常叫我“小邹”，多次来江苏调研之前，要关照省里负责接待的领导，将社科院的小邹叫上，有几次，他在台上作报告，我在台下记录，然后整理成文后交他审阅定稿。他是苏州吴江人，我是无锡人，老家都讲吴侬软语，他讲话有浓重的乡音，在实地调查过程中，有的人会听不懂，他就讲，叫小邹翻译。我写的文章他亲自给我修改。多少次调查问题，他说，这次做什么专题不定，你们自己去实地考察，就会发现问题，调查一段时间后，集体汇报，他说这是“考试”，汇报时，先是我们讲，然后他一一点评。就是经过这样的训练，我自己逐渐学会了写文章，这一个时期，也是我学术成果比较丰富的一个阶段，每年要在《社会学研究》上发几篇文章。我后来专题研究农村问题、小康社会、城市化、社会结构变迁、基层社会治理、现代化等专题，与受费孝通的指导有极大的关系。老先生当面给我讲过很多话，现在能够记得的，比如，他讲，社会科学要学以致用，胡乔木同志叫我重建中国社会学，如果我关在书斋里，翻译翻译英文的学术成果，介绍介绍结构功能主义理论、冲突理论这样的文章，那三天可以写一篇，成果会十分丰硕，但那个东西中国社会不需要，中国社会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，老先生一辈子做的是志在富民的学问。又比如，他十分看重现场第一手资料，做小城镇研究时，有一些人认为，现在收集资料的手段那么多，何必还到现场去实地考察呢，在北京发发问卷就能解决问题，他坚决反对，坚持做实地调查工作，晚年九十岁出头了，还出京做社会调查。
可以这么说，我在南大读了四年的历史学，毕业时写了篇小城镇方面的学位论文，偶然之机得到费孝通这样的大家指点，并引导我进入了社会学的学术领域。
费孝通勉励作者的题词，写于1984年。
同费孝通先生在泰州调研。后排左一为作者。
费孝通作报告，我负责记录，整理好后送他审阅，这是他在我记录的稿子上作的修改，改好后写上他的意见，“经本人修改”，并签字“费”，写上日期。老先生喜欢用中华牌粗芯铅笔写字。
八十年代末，省社会科学院迎来了新的领导，徐福基任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，我们读书时，徐是学校副校长，协助校长匡亚明工作，在学校时，偶然会见到匡校长坐着一辆很旧的红旗牌车到学校上班，徐福基副校长则总是骑着一辆28吋的自行车上下班，徐后来任过省高教局局长，我当时住在北京东路2号，也常常见徐骑着自行车途经鼓楼广场去中央路省高教局上班。在学校时，我们学生认识徐，徐副校长不熟悉我这位学生，后来他成为省社科院的领导，遂有了交集，我于1990年任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，时年33岁，当时省社科院的所长，大多是老干部，离休干部，我们这个所，第一任所长是13级的干部，前任所长也是离休干部，我当时刚提拔起来，只能当副所长，没有所长，我主持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，这样与徐福基的交往就非常多，徐对我也是厚爱有加，叫我“小邹”，常向他汇报工作，讨论工作。除了省社科院的工作外，还有江苏省社会学会的事情，徐福基兼任省社会学会会长，我兼社会学会秘书长。
到了九十年代初，胡福明同志任省社会科学院院长，他当时的职务是江苏省委常委，兼省社会科学院院长，在大学读书时，胡福明是哲学系的老师，在学校时，听过他一次报告，是发表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后，出访当时的南斯拉夫，记得是在学校礼堂听他的出访报告，胡任省社科院院长以后，我们遂熟悉了起来，加上是无锡老乡，共同话题很多，经常一起讨论问题，90年代初社科院就将苏南现代化作为重大课题进行专题研究，现代化是社会学的热门课题，我所在的社会学研究所理所当然成了这个课题的主力，现在，苏南地区是我国现代化试验区，可见当时我们的研究是相当超前的，我们合作出版了《苏南现代化研究》、《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》等著作，写了不少研究报告，参与讨论了省里的若干重要文件。与胡福明老师的交往保持了二十余年，他后任省政协副主席，过一段时间便要叫我到他办公室去坐坐、聊聊天，我始终觉得胡老师思想深邃，思维活跃，怀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，忧国忧民，每次与他交谈总有得益。去年底老先生因遇疫情而过世，失去了一位好老师。
1995年我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，师从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、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。1998年博士毕业后调入南京师范大学，当时南师大的好几个学院都想叫我去，我选择了历史社会学系，一是考虑我所学的社会学在这个系，二则有些历史的情结，即历史学也在这个系，到了南京师范大学以后，发现历史系有不少南大历史系的系友，有幸与他们成为同事。2000年系要改学院，当时全国没有叫历史学院的，叫什么学院名称呢？系里在讨论时，我提出叫社会发展学院，理由是历史就是社会发展史，社会发展学院可以将历史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统领起来，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我请费孝通先生题写了学院名称：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，茅家琦先生也为学院成立题了词，这是全国高校第一个建的社会发展学院，至今全国高校设社会发展学院的有不少。从2001年起我担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、院长，其间担任院长11个年头，这一个阶段也是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事业大发展的时期，学院全体老师同心同德，努力进取，一门心思进行事业建设，将一个只有50位专任教师的学院办成了：拥有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：中国史、考古学；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：中国史、考古学；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：社会学、世界史；一个省级科研基地：江苏城乡一体化研究基地，考古学获得了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质的学院。
图中题词者：
费孝通：著名社会学家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
汝信：哲学家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副院长。
郑杭生：社会学家，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。
茅家琦：历史学家，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。
陆学艺：社会学家，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。
公丕祥：曾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、校长。
我们这一代人，初中高中阶段在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，基本没有读书，进了大学开始读点书，为时已晚，工作了在学校、科研单位从事所谓的做学问，也是勉为其难，所以唯有辛勤、谦逊，在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上尽可能多做些事。现在想来，最初读的历史学，大概给人有所启示的是：
其一，历史方法论。史学教给了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论。凡事都有个来龙去脉，事出有因，事物有个演化的过程，事物从何而来？如何呈现的？怎么变化的？过程本身就体现了某种规律，所以我研究城市化，从古代的“市”说起，何谓“市”，古人讲，买卖之所也，即进行货物交换的场所。城镇的“镇”，怎么用于地名了？是因为市场繁荣了，场所扩大了，要引起重视，于是将古代专指军事单位的“镇”、“镇守”用到地名上去了，今天我们形容一个地方经济地位十分重要，说是经济重镇。“城”这个字，字源左边是土，右边是武器，古代将贵族集中在一起，四周挖成河，挖起来的土垒成城墙，加之军队来守卫，住在里面很安全，这是城的最初形态。这样来理解好多东西，可能更加深刻些。
其二，求真求实。史学特别重视史料的价值，何谓价值？即史料的真伪，浩瀚的史料中要发现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真的能用，假的要剔除。社会学上讲实证，求真，即发现真实的社会事实，探索社会现象产生的真实原因。做社会调查要收集材料，大量的材料中需要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没用的要去掉，有用的才能留下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历史学、社会学是融会贯通的。所以宽泛一点说，历史学是昨天的社会学，今天的社会学明天就是历史学。
其三，历史观。时代变迁，势不可挡，历史车轮滚滚向前。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有些东西稍纵即逝，有些则亘古不变，一个东西能够存在数百年，甚至上千年，这些东西是历史长河中的长变量，人们应当对它敬重、敬畏，是这些长变量决定着历史的基本走向。
今年是我们这一届同学大学毕业整整四十周年，前段时间同学聚会，欢庆大学毕业四十周年，回到了南京大学，回到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，聚会结束后，同班同学、曾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的孙江林多次催促，希望同学们写点与南大、南大历史系有点关系的感悟文章，遂写下以上这段文字，主要目的是感恩，感恩南京大学，感恩南京大学历史系，现在的历史学院。
（2023年11月8日）